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就基本上快要进行完了。这次会议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在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下，特别是在镜湖区领导和镜湖区各部门、各社区同志们的周到服务和全力帮助下，开得很好很成功。这是一个学习的会议，这是一个彰显文化和精神的会议，这是一个改革创新的会议，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会议，总的看，应该说就是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会。这次会议把我们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次会议将载入中国社区睦邻文化的史册，它对推进中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它对把中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事业做大做强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这次来芜湖学习应该说是不虚此行。学习是我们的终身任务。谈到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分校秋季班开学典礼时就曾经这样表述过学习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学习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问题。”他在谈到自己的学习体会时说：“第一，有利于补充和丰富知识；第二，有利于总结和提高；第三，有利于相互交流和学习。”我们这次会就是一次观摩见学会、就是一次交流学习会。我们听了镜湖区推进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典型经验介绍，我们观摩了镜湖区今年邻里节开幕式活动的展示，芜湖睦邻文化和芜湖创新精神，让我们受到了鼓舞，也让我们感到震撼！镜湖区睦邻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很有水平，值得我们所有的委员城区、委员街道、委员单位和委员社区学习和借鉴；这次会收到各地的经验材料共220件，我们好中选优选编了“区街篇”和“社区篇”。五、六十万字的区街篇我是一篇一篇看完的，是一个典型的荟萃，是一个经验的富矿，太原市杏花岭区、大同市城区、哈尔滨市道里区、济南市中区、槐荫区、北京北新桥街道、天津滨海新区新港街道、河北秦皇岛文化路街道、太原市大东关街道、沈阳南湖街道、上海仙霞街道、济南青年公园街道、五里沟街道、枣庄市中心街道、南宁市朝阳街道、杭州市紫阳街道、清波街道、望江街道、朝晖街道、厦门市湖里街道、克拉玛依市银河路街道等这些单位的材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经验材料中特别是一些精品、一些典型、一些示范之作让我振奋不已，从他们的材料中我看到了社区睦邻文化建设这个工程的无价，看到了加强社区睦邻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社区和谐和社会和谐的美好前景和未来，这些单位是：南宁市兴宁区、重庆市渝中区、芜湖市镜湖区、北京市怀柔区、焦作市解放区，杭州市湖滨街道、北京市泉河街道、天津市天塔街道、赤峰市松州街道、延吉市北山街道、南京市热河街道、无锡市北大街街道、潍坊市大虞街道、深圳市蛇口街道、桂林市七星街道、嘉兴市东栅街道、芜湖市弋矶山街道、厦门市开元街道、重庆市七星岗街道、克拉玛依市胜利路街道和山西潞安集团，上述单位的经验材料，代表了全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与最好水平，在此我感谢同志们创造的一流工作业绩，对大家为中国社区睦邻文化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邻里互助，共创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亿万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和谐社区建设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邻里互助在我国本来是有悠久传统的，尽管它最初只发生在以血缘、地缘和宗亲为纽带的原发社区，尽管它的行为还只是自发的、感性的和朴素的，但它对家庭的稳定、基层稳固、社会和谐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并已形成特有的邻里文化，“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贫病相扶”，“远亲不如近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作。
    当今时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中国，市场经济那只看得见的手，加速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又扩大了收入差别和社会分层，使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100多年前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种城市社会病、社区病，所以英国在1884年就在伦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睦邻中心---汤恩比馆，这种睦邻组织得到当时英国政府的支持，迅速遍布英国，并发展到美国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1886年美国成立第一个睦邻公社，1889年芝加哥哥诞生了“胡鲁邻舍会馆”。这些睦邻组织，在改善邻里关系、增进友善合作，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为了消除战争给城市、给社区、给居民带来的互不信任的后遗症，也借鉴英美的方法，在世界许多国家推行这种睦邻运动，受到这些国家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我们今天在国际上开展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和谐睦邻政策和在国内开展的邻里互助、共建和谐活动，既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又不是国外睦邻经验的照单全收，而是吸取中外睦邻文化的优秀成果，结合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发展、邻里关系演变的实际，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一种新型的与时俱进的、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睦邻和谐文化，并把这种文化演变成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共创邻里和谐的盛大节日，这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在文明和谐工程建设中又一重大的发展创新工作。
    通过这些年我们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在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宗亲族群为中心的“旧熟人社会”，正在变革以自我为中心的“陌生人社会”，将要再造的是一个以社会（社区、社群、社团和网络虚拟组织）为中心的“新熟人社会”。这既是我们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方法与经验，又是我们要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的方向与目标。
    关于下一步工作，谭部长、李晶总干事已经讲得不少了，我都同意。我认为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坚决按照中央政治局的部署，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把中央涉及到我们城区、街道、社区的各项工作扎扎实实落实到基层。这是政治，这是大局，也是我们各项工作应当遵循的指导方针。联系到基层工作的实际，联系到社区工作委员会这几年工作的实际，我建议：
    一、要继续推进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要大力总结、宣传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新成果和新经验，探索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新机制，扩大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覆盖面，力争把社区睦邻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升社会政策的层面，从而在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创建文明和谐的幸福社区。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就强调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幸福这个新的执政理念，正在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幸福”概念。去年的数据统计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我们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提“幸福指数”应该说有根有据，正逢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尽快把创建“幸福社区”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幸福，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具体实践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对幸福的感受也不一样，幸福指数也称GNH，是不丹国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共四个内容：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优良的治理制度；2006年，第二代幸福指数诞生了，共十一个内容：经济健康、环境健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职场健康、社会健康、政治健康、心理健康、职场健康、社会健康、政治健康；我国一些省（如广东）、市（如长春）幸福指数也都有自己的指标，很不统一，但这个问题又很重要，没有标准，就无法创建，所以我想先提出几个指标来，供大家参考，听听大家意见，就是六个满意度：一是物质生活的满意度，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二是政治生活的满意度，民主、平等、自由、自我价值能得到实现，通过努力有上升的渠道和发展的空间；三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学习气氛浓，能以文化人，文化生活活跃，文化建设繁荣，文明程度高；四是社会和谐的满意度，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社会祥和稳定，人与人之间相识、相知、相亲、相敬、相助；五是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环境优美整洁，社区绿色、生态；六是党政领导坚强，措施方法到位。幸福这几个要素，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方面面的内容，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又与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紧紧相连，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幸福观，有了这个框架前提，具体指标就可以设定了，对这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同志们能在12月底前反馈给我们。
    三、进一步推进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从党中央去年2月9日发出号召以来，本会就一直在热烈响应、大力跟进，济南会议、长沙会议都集中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和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典型。现在，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在新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证”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不要小看增加的这“四个字”，它是在肯定我们两年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绩的同时，给我们传递来的一个新信息，就是说我们的创新不能乱来，要有序进行，要有边界，要法治在先。联系到我们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在宪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办国办2007《27号》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不能削弱居委会的功能和地位，不能把居委会工作行政化，不能把居委会工作空心化、边缘化。这一点深圳市最近就有一个大动作，过去他们以“为居委会减负”为名，把居委会本应协助政府的工作都从居委会剥离出来，专门设一个与居委会平行的社工站来打理，这实际上异化了居委会的功能，加大了管理成本，助推了居委会部分职能的行政化，甚至还错误地把它作为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果。现在，深圳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进行调整，坚决按照宪法、居委会组织法及中央两办27号文件精神，来还原居委会的职能，推进居委会的改革。上个月中旬，我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一起在宝安区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名为“善治新安”的论证会，对他们坚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社区居委会工作的改革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下步在开展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时一定要注意强调“法治保证”的原则，不要乱来，特别是要防止贸然“取消街道、取消居委会”这样违背顶层设计又容易引起基层动荡和混乱的事情发生。社区社会管理还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社区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它最初起源于21世纪初的上海，开始是把它作为建设数字化城市的内容，2005年后，网格化治理开始与以“维稳”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扩展到党的建设、工会、妇联、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网格也开始作为社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层级而发挥作用。网格化管理标志着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在打通城市管理纵向运行的障碍和通道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向基层社会延伸，导致基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网格平台为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提供了联结点，营造了两种力量交互作用、国家与社会有效衔接的“官民共治”局面。这是网格化管理具有重要功能作用非常积极的一面，因此，它在当今的文明和谐社区建设中比较时髦、比较风靡，也比较普及。当然社会和理论界也有微词，说从本质上讲，它把“社区空间、社区组织、社区事务”都行政化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管理成本，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的，但它在现阶段发挥出来的功能和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还是我们社区社会管理的一个大亮点。因此，我建议，明年在适当时间我们交流一下各地的做法，总结一些好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这项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