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低保、处理邻里纠纷、捐款捐物等大事小情，都得找社区。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社会深刻转型、公众观念多元、居民利益多样的今天，社区居委会如何念好“人才经”，培养多元化的人才来穿起“千条线”？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大妈”与大学生共治社区

　　6月10日的天津，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河西区友谊路街道谊景村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吴振卿带着工作人员忙碌着将上千份选民证发下去，为即将进行的居委会换届选举做准备。

　　今年是吴振卿在谊景村社区居委会工作的第七个年头，说起社区的情况，吴振卿如数家珍：这是个老旧社区，常住人口2000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800多名。“社区老龄化程度较高，开展养老服务对居委会6名工作人员来说不是易事。”吴振卿说。

　　吴振卿告诉记者，该社区居委会6名工作人员中，除自己和另外一名44岁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余4名都是不到30岁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名刚毕业还不到1年。

　　“几年前，大学生到社区实习都是新闻，现在正式在社区就业可能都不是什么新闻了。”天津市和平区政协专委一办主任、原新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兰告诉记者，“在现在的社区居委会里，大学生的比重在逐渐上升，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徐慧兰觉得，如今的社区居委会，既有传统了解社区情况的“大妈”，也有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他们都是社区居委会里的人才，共同撑起了“小巷总理”的责任与担当。

　　“大妈”与大学生各有优势

　　别看社区工作大多数是一件件细小的琐事，但正是在处理好这一件件琐事中，“大妈”与大学生们通力合作，为社区居民的幸福托底。

　　“在居委会工作，大妈和大学生各有优势，各有一头大。”吴振卿说，“这两类居委会人才发挥好各自的优势，才能将社区工作干得更好。”

　　吴振卿认为，居委会“大妈”的优势在于对社区情况比较熟悉，有些工作时间长的“大妈”对社区熟悉得就像自己家里一样，在群众中也很有威望。

　　在徐慧兰看来，衡量一个居委会干部接不接地气、有没有能力，其实方法很简单。例如，夏天中午需要临时组织社区居民参加活动，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社区居民找出来并组织起来，居委会干部的工作能力一目了然。

　　对社区熟悉、有威望，自然很容易化作执行力。吴振卿举例说，谊景村社区进行老旧社区提升改造的时候，居委会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对社区改造提升的思路很清晰，考虑问题也很全面，但和社区老年人沟通就是通不过，被社区里的老年人一句话给堵回来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这小孩不懂。”结果吴振卿这些居委会“大妈”用同样的话一说、一解释，老人们很容易就认同了。

　　给居委会人才“充电”

　　北京某大学毕业生古悦（化名）在4年前进入社区居委会，负责文教工作。在古悦看来，大学生进入社区居委会，相对“大妈”而言，有其天然的优势：操作电脑是强项，经济普查、人口普查、活动策划这些技术含量高的活，大学生们往往是绝对主力。

　　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两年后，古悦最终选择了跳槽。

　　“跳槽有收入低等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的原因。”古悦说，“自己可以轻松胜任当时的工作，进行文案策划和宣传不在话下，但很容易看到几十年之后的自己，缺少激情和挑战。”

　　徐慧兰认为，现在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干几年后，大多能有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对于部分刚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大学生要想真正在社区居委会站住脚，进而融入社区，首先心要沉下来，踏实干，自己得认可社区工作，这样才能转化为居委会需要的人才，心浮气躁的话很可能站不稳。

　　古悦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在工作之余忙着“充电”。例如，很多“大妈”都考取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还有的正在向中级社会工作师迈进，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古悦说，“另一方面，考取社会工作师可以有一定的补贴，是留住人才的一项激励措施。”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要优化居委会工作者的能力结构，突出平台主持能力，提高“为服务者服务”的水平。社区居委会及其工作人员要转变在过度行政化格局下形成的“对上不对下”的行事风格，树立为各类主体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当好社区治理的“当家人”。同时，居委会工作人员在不放弃职责的前提下，从前台干活适度撤离到后台服务，为居民和各类社会力量腾出必要的空间。给予有针对性的培训，在普及基本理念的同时，尤须重视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实现与专业社工和职业化公益机构的对接。 （原载《中国社会报》）